科学人沙龙第3期：“兼济天下”，科学家如何承担社会责任？| 科学人
探索未知、追求真理，科学的特征使科学家群体被视为真理的化身，从而使得他们在社会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同时，科学家掌握的大量的专业的知识，也使得他们比大多数人更加准确更加全面地看待社会的发展。这些特质使得人们期待科学家能够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是什么？科学家又该如何承担这些社会责任？
果壳网科学沙龙第三期，十余位科学家一起聊起了科学人的社会责任。本次沙龙由果壳网科学人主编吴欧主持。
王渝生：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原中国科技馆馆长
张纯：北医三院眼科教授
郑永春：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卡尔·萨根奖获得者
杨宇光：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秘书
胡鹏：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研究员
王兆魁：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副研究员
钟凯：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科普作家
薛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综合处副处长
李敬昱：国家自然基金委机关服务中心综合服务部副主任
张忠元：中央财经大学统计系教授
李秀菊：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大鹏：中国科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吴舟桥：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MD PhD
吴欧（果壳网科学人主编）：前段时间挺大的一个事儿，就是《全民科学素质纲要》激发了很多科学家的讨论。首先大家对这样一个瑕疵颇多的基准是颇有微词的，认为缺乏科学家的参与。之后，以天文台的陈学雷老师为首的几位科学家，联合撰文指出了这些瑕疵，并且逐步在公众中引起了几场比较大的讨论。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是常州中学中毒事件。有媒体指出说，“科学家在这件事上集体失声”，然而实际上在其他媒体和平台上，还是有一些科学家陆陆续续在说土壤治理的事，科学家并未缺席此次讨论。当然，在这次事件中，人们最希望的大概是当初做环评报告的专家能出来说话，但始终没有发现他们的身影。
虽然现在公信力缺失，但科学家整体还是公众首选的值得信任的群体。由此人们会期待科学家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我知道今天我们光说“科学家的社会责任”这个话题有些空，也有些泛，各位专家可以从自己的专业领域出发，聊聊这个话题。
胡鹏（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研究员）：我昨天问了组里的老师和研究生，作为一个未来的科学家，你的社会责任是什么？大家认为，我是科技工作者，就要把自己的科研做好。比如我是做应用的，那么能做出对人类有用的东西出来，推动社会的发展，就是我的责任。
钟凯（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科普作家）：“科学家”和“科学界”的社会责任不太一样。科学传播，科学界当然有这个责任，但不能指望每一个科学工作人员都有这样的能力。对于大部分科研人员来说，我们各自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行了。除此之外，如果你在科研之外有很强的沟通和写作能力，当然可以找相应的平台来做科学传播的事情。
杨宇光（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研究员）： 我们搞工程的人，比如航天，本来就有义务和社会沟通。我们需要告诉社会航天是有用的。航天的效益分直接的效益和间接的效益，大头是间接的，很多效益不能马上看到。像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对于国家和人类的社会进步是有重大意义的，但公众很难直接去了解。这个事情如果不给公众讲清楚，会影响航天本身的长远发展。所以无论是从自身生存的需求出发，还是从人类社会进步出发，这都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
张纯（北医三院眼科教授）：我们医院组织微电影节的时候，大家选了三个主题：“学术”、“人文”和“科普”。我认为这和科学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是一致的。从科学家自己来说，所干的事情和人类发展、探索未知的需求是一致的。但除此之外，科学家自己还应有“自律”，对人类要有贡献。
王渝生（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我觉得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是“自立”。科学家的责任，就是要尽可能地让科学为人类造福，哪怕没有用，但你不能有害。因为如果我们把科学定义为自然科学是人类对自然界的规律性的正确认识的话，是一种反映了客观实际的理论体系的话，它本身无所谓“坏”的一面。关键在于，这个研究有哪些潜在应用。
比如之前，科学院有研究人员研究禽流感，用变异的禽流感病毒和原来的病毒合成出了全新的病毒，比现有的任何的禽流感病毒都要强。他们还要写论文投给《科学》、《自然》杂志，人家当然马上退稿。科学家要规避把科学用于战争，用于恐怖这种对社会有危险的方向。
杨宇光（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研究员）： 我还要讲一句话，叫隔行如隔山。我们科学人，是具有科学精神、科学理念和科学方法的人，在公众心目中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你只要站出来说这个话，就要有责任心，不懂的事情不能乱讲。
我就举前段时间一个例子，霍金。之前他推了一个“突破摄星”计划，其实这件事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也站出来解释过，但霍金发言的影响远远比我要强，我说一万句也不如霍金说一句。很多公众相信了，就会给公众带来了很大的误解。我们科学家在怀着“兼济天下”之心出来讲话的时候，要想想自己有没有能力来讲这句话。
薛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综合处副处长）： 要先“独善其身”，才能“兼济天下”。科学家要有一个好的社会形象，这样公众才会信任你。科学家对全民教育，对科普教育，有时候还要放下一点身段。不然公众会认为你是在“强迫”我，也不会信任你。
钟凯（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科普作家）：我还想说另一个话题：社会到底对科学家有什么责任？比如医生，伤医事件层出不穷，社会对医生有没有尽到社会责任？最近，河北科技大学的韩春雨最近做了一个新的基因编辑工具。他的学校尽到的责任，就是让研究的人没有太多的社会压力。所以我觉得两方面：科学家做好自己的事情，社会也对科学家有合理的期待，给一个好的工作环境。
张忠元（中央财经大学统计系教授）：我们做科研的目的是什么？ 首要的就是要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包括个人的和全人类的。科学家拿一点钱，探索一点未知，满足普通群众的好奇心，我们当然有义务告诉大众，科学家研究了什么，探索了什么。
郑永春（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除了自己做好，科学家还应该在社会的各个层面来展现它的影响。中国现在科学的声音在公众事物中非常弱，科学家的影响范围又仅限于一个很小的专业圈子里。科学家也是要被科普的对象。
而且如果我们不发声，别人就会发声，但这些发声可能并不是社会所需要的，比如常州毒剂事件，比如转基因。如果科学界不发声，有些人把舆论引导过去了，就不利于科研的发展，不利于行业的发展。科学家自己造成了这样被动的局面，我们要反思。
吴欧（果壳网科学人主编）：科学不占领的地方，伪科学会占领？
郑永春（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不一定是伪科学。在目前的学术圈子，大家认为到社会上去抛头露面，甚至来参加这样的沙龙，都是“不务正业”……这是影响科学家去发声的最大障碍。科学家很要“面子”。而我做这些事情，大家不要觉得我是在不务正业，不要觉得我是在做坏事博名声，就已经很好了。
王兆魁（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副研究员）：科学家首先是知识分子。以前知识分子有家国情怀，要管国家的事。科普之外，有好多大家觉得不合理的制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发出声音，提出建议？这样能渐渐把我们的社会规则改善地更合理。
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副研究员王兆魁对科学家往社会发声提出了一些建议。图片来源：steed
李敬昱（国家自然基金委机关服务中心综合服务部副主任）： 科学家茶余饭后经常谈的，也是如何把自己的专业领域的知识和别人分享。基金委资助项目在这个层面鼓励交叉学科的融合，但专业的词汇，大部分人很难听懂。还是说果壳网，一个完全外行的人，可以听懂专家讲的一个大概的意思，听懂了就知道对自己的日常生活价值有多大。就像之前那次引力波的传播，引力波本来是一个很多人不懂的研究领域，但通过接地气的模式在网上形成了一个大范围的舆论的讨论和关注。
胡鹏（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研究员）： 刚才都提到科学转播过程中需要一个中介和平台。 科学家不适合直接向公众讲这个东西，太专业的东西引起更多的误解，所以我觉得需要一个平台，把专业的东西解释为非专业的东西。其实我也是去查了一下科普，到底引力波是什么，看完才明白。
吴舟桥（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MD PhD）：所以说科学共同体的力量还是比个人的力量大一些。正规医院做的科普，如果能出现在百度的前几条会很重要。谷歌搜索的结果前几条全是是美国官方对疾病的解释，但在国内就不行。比较欣慰的是年轻大夫被要求写的科普是越来越多了。
张忠元（中央财经大学统计系教授）： 我养孩子，生病了基本的思路是，先看世界卫生组织的，世卫查完了再看美国儿科协会，查完再查FDA（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美国疾控中心。
王大鹏（中国科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科普法里面，都是科学家和机构“应该”怎么样，但科普应该从“应该”达到“必须”。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有一些平台可以让科学家说话，我们专家也可以成为明星科学家，比如郑永春老师，比如李淼，都是好的示范效应。
刚才有老师提到霍金“突破摄星”，就是因为霍金是明星科学家。包括达尔文、爱因斯坦。科学家是科普和科学传播的第一发球员，如果第一发球员都没有，要二传手干什么？明星科学家还可以主动出击。现在已经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时代了。 怎么做科普，也需要学习技能。就像国外有很多科学传播课程，我们也需要这样的课程。
吴欧（果壳网科学人主编）：我其实想从我们的科学顾问中塑造几个明星科学家出来，但我的担忧是，我没有什么资格去要求。我不能说，你有没有热情来和我玩，你来和我“兼济”一下？（笑）
吴舟桥（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MD PhD）：说实话是变现的问题。其实在科学家之外，企业也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大家越来越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不是因为企业越来越善良，而是因为可以通过某种形式来变现。相对的，我们如何去激励科学家？可以通过政策上的扶持，也可以通过社会上的扶持。政策如果能真正管钱是怎么分的，就能有一些引导。
王兆魁（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副研究员）：科普这个工作，从社会的角度来说价值还是很大的，呼吁政府支持支持。科普项目放到协会区，结题的时候应该要求他们交一篇科普文章，有所鼓励。果壳网做科普做得特别好，但是总不能凭每个人的热情去做。我还要发期刊论文，花时间做科普没什么用。咱们需要管理机构能够认可科普，才“有用”。这需要大家的呼吁。整个社会没有这种机制，科学家要运用自己的科学知识和影响力，去影响政策，去影响我们的文化产业。
李秀菊（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 从制度上，我们做过好多研究。比如欧洲的欧盟的第七框架项目，他们科学家从申请到结题，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有科普的内容，它才能够把这个项目完成。 比如美国的自然基金委，科学家承担课题必须要产出科普的内容。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小范围地试一试，不动已有的蛋糕，在增加的蛋糕的基础上做这样的尝试。
吴欧（果壳网科学人主编）：现在咱们基金委有这样的经费吗？
薛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综合处副处长）： 原来我们有科普项目，但现在调整了以后，这部分转给科协了，我们这边可能更注重基础研究。
王渝生（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我想起爱因斯坦在1937年的一段话。科学的社会功能有两个，第一，科学直接地，但更多的是间接地通过生产工具转化为生产力，促进生产发展；科学的第二个功能，是它的教育功能。这个功能不像第一个功能看着那样明显，但是它和第一个功能同等重要。科学的教育功能，我们这里理解的就是社会责任。
我曾经问过一个医生，我用同样的问题来问大家： 我们的医学，到底是属于科学还是技术，或者说两者兼而有之？是科学更多一些，还是技术更多一些？
张纯（北医三院眼科教授）：医学，包括自然科学，技术，人文，包括很多……
王渝生（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你讲得太好了，医学为什么叫“悬壶济世”，不是兼济？它就是一种社会功能。现在的科学家认为“科普是小儿科，科技创新才是大学问”，我觉得可以再讨论讨论。
李秀菊（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 因为我是做青少年科学教育研究的，我觉得对孩子的科普更重要，要让孩子了解科学家 49 32845 49 16145 0 0 7468 0 0:00:04 0:00:02 0:00:02 7467做什么的，科学研究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样才能为国家选拔出更多的真正对科学有兴趣的人来从事科学研究事业。
科学家做科普，简单的一个办法是给孩子们做报告。比如5月15号，中科院打开大门，让孩子们都去玩，让家长重视孩子的科学教育。科学水平素质提升了，科学家以后再发声，公众就相信了啊。
张忠元（中央财经大学统计系教授）： 科学的训练分很多层面，最重要的是训练科学思维和科学观念。所以我们科普的时候，首先需要讲科学家是怎么思维的，科学家是怎么考虑问题的，是基于什么样的逻辑才能得出结论。 有了这套体系，群众自己就能去分辨什么是靠谱的，谁是骗人的。目前很多本科生甚至研究生，毕业了之后只知道专业知识，不知道批判性思维，需要在教育上多下力气。
吴舟桥（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MD PhD）：我想借这个机会再补充。我第一次跟中学生讲报告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中学生开始说当大夫挺好的，但他们对大夫的生活完全不了解，基本是来源于《太阳的后裔》这些影视作品（笑）。当我讲完再问他们当中真正想做大夫的有多少的时候，才有更多的人举手。我们需要告诉他们做医生，或者做科学家到底是什么样的。大家其实并不了解科学家真正的工作。
嘉宾们对科学家的教育职责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图片来源：steed
郑永春（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 我们自己都有孩子，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接触到科学家，听到科学家的报告。但现实是，中国可能有80%的孩子在上大学之前，从来没有听到过科学家的报告，也没有接触过科学家。
我们国家的教育都是知识教育，没有科学教育。从来没有人教育过，一件事如何判断真伪；如何在不知道细节的情况下一步一步探索。但你看国外，比如美国的科学教育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和生存教育、安全教育是一样的。我们没有。没有怎么办？就要靠社会来满足，靠科学家来满足。
薛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综合处副处长）：科学家也要放下身段，不要觉得自己只给专业的人讲，也要给孩子讲，包括不太发达的地区。要把你的科学思想，用一个最通俗的话让他们接受。
郑永春（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你说得对。人家说，你至少也是博士后，长江学者什么的，至少要给大学生讲吧？ 但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给小学一年级去讲。
教委主任告诉我，我们中国最缺的讲科普的人，是给中小学，尤其是低幼的人讲的。如果你能给三年级以下的人讲，你就不愁吃饭。
沙龙结束后，与会嘉宾共同写下了自己对“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的看法与倡议。图片来源：科学人
（编辑：ou；排版：Sol_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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